邓紫棋

法藏在《华严经义海百门·体用开合门》中说：观体用者，谓了达尘无生无性一味是体，智照理时不碍事相宛然是用。

他认为孔子确认人性为二元（善恶、理欲），揭橥执两用中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以孝为诸种德行之本，而以克己复礼、行忠孝、守中庸为实行道德之方法。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是《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话，说这是孔子要弟子们克制自己，等待时机，复辟西周奴隶制。

吴宓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十分平常，但在当时是一般人闻所未闻，更不是一般人言所敢言的。复礼就是以一己此时之身份地位，而为其所当为，或随时随地尽其应尽的义务，而无丝毫缺憾。他说：‘忠者，知人类共有之优点而欲发达之于己身，纯恃克己之力。正因为如此,中庸在今世颇为人所忽视。三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后期全国大搞批林批孔时，吴宓不顾年老体衰和生命安危，挺身而出反对批孔。

吴宓认为，中庸者，忠道也，常道也，有节制之谓也，求适当之谓也。然后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融合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这便可以做到国粹不失，欧化也成，并进而创造融会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的新文化。它之所以能够充塞天地之间，就是因为它必须配以义道，否则就会疲乏不振。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从具体内容上看，儒家批判精神包括批判专制政治和和专制思想，批判社会暴力和社会腐败，强调王道理想，倡导德治礼治，反对霸政，谴责酷刑苛法。另一方面他把王霸二字赋予一种新意义，不从地位上区别，而从性质上区别，王道霸道，判然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中心地位的王霸论遂出现了。这样，各尽其道，就是上古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唯有批判，儒学的价值才能得到落实，儒学的生命才能得到舒展。（《孟子·梁惠王上》）即禽兽互相吞食，人且厌恶它，何况人类互相残杀。

杨子，名朱，战国时期魏国人。[24] 韩愈云：夫杨墨行，正道废。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这两个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当作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人性，来阐释人生。

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的历史时期萌发一种对人类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创建了道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是什么呢?浩然正气究竟是他原本有之的，还是养而成之的呢?是属于客观外界的，还是人主观自有的？孟子自己也没有说得十分清楚，既像原本有的，又像养而成之的。（三）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对纵横之士的批判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东方桥在《孟子现代读》一书中为开宗明义第一章就称孟子浩然正气的旗手

张立文先生把道的涵义概括为八种，认为道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含义。告子又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难言也。

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谁行仁政，谁就称王，这就是保民而王。

这两个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当作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人性，来阐释人生。[4]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一·道体》。其实，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批判精神。而欲仁于天下者，首当戒杀，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颈而望之矣。孟子和齐宣王曾就君权问题进行过一系列讨论。孔子倡言：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要求士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下，如何坚守儒家的道统，为当时混乱的社会树立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成为孟子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在纵横两个方向的拓展归结起来就是要达到《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想状态。（《孟子·梁惠王下》）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肯定解民于倒悬的正义战争，认为仁者无敌，能王天下。

义与道是什么?冯友兰说道就是人对宇宙有正确的了解，义就是人力行人在宇宙间应有的义务，即道德的义务。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暴君独夫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

墨子还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利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标准，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作为奋斗争取的目标。（《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性善说所包含的对民性的看法，隐含了人民与统治者在道德人格上平等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其民本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基础。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设计中，作为文化承载和传播者的儒家学者，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也由此表现出了超越性和灵活性，一方面，他们总在试图昂首于政治权力的威逼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可以借重现实政治落实道的理念。

[20]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孟子把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

儒家的批判精神就是以道为价值理想的广泛批判，是居高临下，高屋建瓴的批判，不是破坏性批判，而是建设性批判，是有破有立，以立为破的批判。告子问孟子，什么是他所长。

大臣的义务就是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大臣责难于君、陈善闭邪才是对君主的恭敬，如果君主有错误，大臣首先要反复劝说，如果反复劝说，君主仍然不听，就离开这样的君主。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

历史完全是一个从德到力的退化过程。墨子的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与儒家的仁爱似乎接近。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五霸虽然是借用仁义来谋取利益，可是借得久了，总不归还，你又怎么能知道他不会变成自己的呢？十分明显，他在这里又肯定了由霸道转变为王道的可能性，无疑是希望那些实行霸道的诸侯能进而成为推行王道的圣君。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它之所以能够充塞天地之间，就是因为它必须配以义道，否则就会疲乏不振。

（《孟子·离娄上》）君有君道，为臣子表率，以仁义、礼节对待臣下。原本是天地之正气，人得气而生。

[1]儒学是否有批判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后来人们逐渐形成一种看法：儒学为封建帝王提供理论基础，是封建专制的帮凶等。[26] 这些都充分说明孟子在批判杨墨的思想史意义。